復恐匆匆說不盡,行人臨發(fā)又開封。
秋思。唐代。張籍。 洛陽城里見秋風,欲作家書意萬重。復恐匆匆說不盡,行人臨發(fā)又開封。
一年一度的秋風,又吹到了洛陽城中,身居洛陽城內的游子,不知家鄉(xiāng)的親人怎么樣了;寫封家書問候平安,要說的話太多了,又不知從何說起。
信寫好了,又擔心匆匆中沒有把自己想要說的話寫完;當捎信人出發(fā)時,又拆開信封,再還給他。
⑴意萬重:極言心思之多;
⑵復恐:又恐怕;
⑶行人:指捎信的人;
⑷臨發(fā):將出發(fā);
⑸開封:拆開已經封好的家書。
張籍原籍吳郡,他在創(chuàng)作這首詩時正客居洛陽城。當時是秋季,秋風勾起了詩人獨在異鄉(xiāng)的凄寂情懷,引起對家鄉(xiāng)、親人的思念之情,于是創(chuàng)作了這首詩。
盛唐絕句,多寓情于景,情景交融,較少敘事成分;到了中唐,敘事成分逐漸增多,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為絕句的習見題材,風格也由盛唐的雄渾高華、富于浪漫氣息轉向寫實。張籍這首《秋思》寓情于事,借助日常生活中一個富于包孕的片斷——寄家書時的思想活動和行動細節(jié),非常真切細膩地表達了作客他鄉(xiāng)的人對家鄉(xiāng)親人的深切懷念。
第一句交代“作家書”的原因(“見秋風”),說客居洛陽城,又見秋風。平平敘事,不事渲染,卻有含蘊。秋風是無形的,可聞、可觸、可感,而仿佛不可見。但正如春風可以染綠大地,帶來無邊春色一樣,秋風所包含的肅殺之氣,也可使木葉黃落,百卉凋零,給自然界和人間帶來一片秋光秋色、秋容秋態(tài)。它無形可見,卻處處可見。作客他鄉(xiāng)的游子,見到這一切凄涼搖落之景,不可避免地要勾起羈泊異鄉(xiāng)的孤孑凄寂情懷,引起對家鄉(xiāng)、親人的悠長思念。這平淡而富于含蘊的“見”字,所給予讀者的暗示和聯想,是很豐富的。
第二句緊承“見秋風”,正面寫“思”字。晉代張翰“因見秋風起,乃思吳中菰菜、莼羹、鱸魚膾,曰:‘人生貴得適志,何能羈宦數千里,以要名爵乎?’遂命駕而歸”(《晉書·張翰傳》)。張籍祖籍吳郡,此時客居洛陽,情況與當年的張翰相仿佛,當他“見秋風”而起鄉(xiāng)思的時候,也許曾經聯想到張翰的這段故事。但由于種種沒有明言的原因,竟不能效張翰的“命駕而歸”,只好修一封家書來寄托思家懷鄉(xiāng)的感情。這就使本來已經很深切強烈的鄉(xiāng)思中又增添了欲歸不得的悵惘,思緒變得更加復雜多端了?!坝骷視馊f重”,“欲”字緊承“見秋風”。這“欲”字頗可玩味。原來詩人的心情是平靜的,像一泓清水。秋風乍起,吹起他感情上的陣陣漣漪。它所表達的正是詩人鋪紙伸筆之際的意念和情態(tài):心里涌起千愁萬緒,覺得有說不完、寫不盡的話需要傾吐,而一時間竟不知從何處說起,也不知如何表達。行文順暢自如,一氣流貫,然而句末“意萬重”三字,忽又來一個逆折,猶如書法上的無垂不縮。因此這里詩人的感情并未順流而下,而是向更深的地方去開掘。這種手法,看似尋常,實極高超。詩人因見秋風而生鄉(xiāng)思,于是欲作家書,可是千言萬語,又不知從何寫起?!耙馊f重”,乃是以虛帶實。劉禹錫《視刀環(huán)歌》云:“今朝兩相視,脈脈萬重心。”“萬重心”、“萬重意”,俱是極言思想感情的復雜。其中究竟有多少心意,每一個有生活經驗的讀者,都能體會得到。因為是“意萬重”,這家書怎么寫呢?寫了沒有?作者沒有明言,讓讀者去想象,這就叫做含蓄不盡,耐人尋味。
三、四兩句,撇開寫信的具體過程和具體內容,只剪取家書就要發(fā)出時的一個細節(jié)——“復恐匆匆說不盡,行人臨發(fā)又開封?!痹娙思纫颉耙馊f重”而感到無從下筆,又因托“行人”之便捎信而無暇細加考慮,深厚豐富的情意和難以表達的矛盾,加以時間“匆匆”,竟使這封包含著千言萬語的信近乎“書被催成墨未濃”(李商隱《無題四首》)了。書成封就之際,似乎已經言盡;但當捎信的行人就要上路的時候,卻又忽然感到剛才由于匆忙,生怕信里漏寫了什么重要的內容,于是又匆匆拆開信封?!皬涂帧倍?,刻畫心理入微。這“臨發(fā)又開封”的行動,與其說是為了添寫幾句匆匆未說盡的內容,不如說是為了驗證一下自己的疑惑和擔心。(開封驗看檢查的結果也許證明這種擔心純屬神經過敏。)而這種毫無定準的“恐”,竟然促使詩人不假思索地作出“又開封”的決定,正顯出他對這封“意萬重”的家書的重視和對親人的深切思念——千言萬語,惟恐遺漏了一句。如果真以為詩人記起了什么,又補上了什么,倒把富于詩情和戲劇性的生動細節(jié)化為平淡無味的實錄了。這個細節(jié)之所以富于包孕和耐人咀嚼,正由于它是在“疑”而不是在“必”的心理基礎上產生的。并不是生活中所有“行人臨發(fā)又開封”的現象都具有典型性,都值得寫進詩里。只有當它和特定的背景、特定的心理狀態(tài)聯系在一起的時候,方才顯出它的典型意義。因此,在“見秋風”、“意萬重”,而又“復恐匆匆說不盡”的情況下來寫“臨發(fā)又開封”的細節(jié),本身就包含著對生活素材的提煉和典型化,而不是對生活的簡單模寫。王安石評張籍的詩說:“看似尋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卻艱辛”(《題張司業(yè)詩》),這是深得張籍優(yōu)秀作品創(chuàng)作要旨和甘苦的評論。這首極本色、極平淡,象生活本身一樣自然的詩,似乎可以作為王安石精到評論的一個生動例證。
全詩一氣貫成,明白如話,樸素而又真實地表達游子的心態(tài)。在消息傳達不便的封建社會,長期客居異地的人常有類似的體驗,一經詩人提煉,這件極平常的小事、極普通的題材就具有了代表性的意義。后人每每讀到,常有感同身受之嘆,所謂人同此心,情同此理。
張籍(約767~約830),唐代詩人。字文昌,漢族,和州烏江(今安徽和縣)人,郡望蘇州吳(今江蘇蘇州)1 。先世移居和州,遂為和州烏江(今安徽和縣烏江鎮(zhèn))人。世稱“張水部”、“張司業(yè)”。張籍的樂府詩與王建齊名,并稱“張王樂府”。著名詩篇有《塞下曲》《征婦怨》《采蓮曲》《江南曲》。1 《張籍籍貫考辨》認為,韓愈所說的“吳郡張籍”乃謂其郡望,并引《新唐書·張籍傳》、《唐詩紀事》、《輿地紀勝》等史傳材料,駁蘇州之說而定張籍為烏江人。 ...
張籍。 張籍(約767~約830),唐代詩人。字文昌,漢族,和州烏江(今安徽和縣)人,郡望蘇州吳(今江蘇蘇州)1 。先世移居和州,遂為和州烏江(今安徽和縣烏江鎮(zhèn))人。世稱“張水部”、“張司業(yè)”。張籍的樂府詩與王建齊名,并稱“張王樂府”。著名詩篇有《塞下曲》《征婦怨》《采蓮曲》《江南曲》。1 《張籍籍貫考辨》認為,韓愈所說的“吳郡張籍”乃謂其郡望,并引《新唐書·張籍傳》、《唐詩紀事》、《輿地紀勝》等史傳材料,駁蘇州之說而定張籍為烏江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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